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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器官捐献4年翻4倍,器官移植仍存巨大缺口

[日期:2017-06-15] 来源:中国家庭报  作者:杨淑梦 [字体: ]

生命走到尽头,你愿意捐献出器官,帮助那些濒危的病人们重获新生吗?据统计,我国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而每年器官捐献数量仅约1万例,供需比例为1:30。

6月11日是首个“中国器官捐献日”,来自全国29个城市的60多家医院分别在各地举办了“中国器官捐献日”公众宣教活动。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记者了解到,当日来活动现场咨询的100多人中,近20人有捐献意愿。

为了可移植的器官,有人等了15年

来自内蒙古的敖先生年仅31岁,因肾功能衰竭,5年来他只能靠透析维持生命。2个月前,他终于等到了可供移植的肾。

“当得知可以手术了,我的整个大脑一片空白,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敖先生说。敖先生术后恢复很好,各项指标已趋正常,“我从心底感谢捐献给我器官的人,他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太多人没有敖先生这么幸运。“患者在透析等待的过程是伴有高风险的,有5%的患者在透析的过程中因为并发症而死亡。”北京朝阳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主任善辉告诉记者。据他所知,有的患者等了15年,但等待时间越长,患者身体损失就越大,器官移植的成功率便会降低。

每年30万患者在等,仅1万人能如愿

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开展较晚,直到2003年,公民器官捐献的数字仍是零。2010年至2013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在19个省份开展试点,3年中累计实施捐献659例,捐献器官1804个。

2015年1月1日起,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已成为我国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合法来源。

据善辉介绍:“2013年我国公民器官捐献数2742,到2016年这个数字上升为11296,翻了4倍。尽管如此,我国每年有3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能完成的器官移植仅1万例,供需比例为1:30,器官短缺仍是制约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许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捐献器官

53岁的韩先生对本报记者说:“我十几年前就在一个网站上看到过人体器官捐献信息,当时我和妻子填了基本信息,可报完名后,没得到任何反馈。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是否审核通过了。”

韩先生认为,如果登记流程更方便、透明,会吸引更多人主动捐献器官。

刘女士与韩先生有着类似的经历,她说:“我想过捐献,可不了解相关知识,什么样人具备捐献条件?如何捐献?需要怎样的法律过程?所有这些,都不是很清楚。”

据2016年在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下展开的《中国器官捐献公众意愿调查》显示,我国83%参与调查者均愿意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在不愿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的人中,有56%表示“不知道在哪登记或手续太繁琐”。

成为志愿者,只用10秒钟

2016年12月底,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管理的“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网站开通了“一键登记”通道,可通过支付宝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只需10秒就能完成。已登记的器官捐献志愿者如想退出,网站也提供了人性化设计,方便民众操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曾多次表达身后无偿捐献器官的意愿,他说,他就是通过手机登录,注册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的。

记者登陆“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网站发现,截至2017年6月12日,已有 210304人进行了登记。

在器官捐献和医院之间还需一道“桥”

除了信息技术提供的巨大方便外,在人体器官移植工作上,人的作用至关重要。在国外,移植协调员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患者逝世之际,移植协调员负责向家属普及器官捐献的理念,并协助完成捐献流程。同时,他们还会奔走在各医院之间,为ICU里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寻找捐献来源。

“移植协调员处于供体和医院之间桥梁的作用,没有器官捐献协调员就没有供体的发现,而没有供体的发现就没有器官移植。”善辉说。

在西班牙、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起,便建立了一支受过特殊培训的移植协调员队伍。

在我国,首批移植协调员设立至今已近7年,但效果不太理想。这与我国协调员目前能力水平参差不齐有关,早期移植协调员多是来自红十字会志愿者和非医学背景的高校毕业生。

在国外,移植协调员既要有医学、伦理和法律知识,又要经过专门的培训。为规范我国移植协调员队伍,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颁布了《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对移植协调员提出了明确要求。

如何翻越旧观念这座大山

“除器官移植协调机构建设较晚、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外,观念不易被家属接受是阻碍移植协调员开展工作的一大原因。”善辉告诉记者,不少家属对“死亡”的判定标准停留在“心跳和呼吸停止”上,让原本有希望实现捐献的志愿者错过了最佳捐献时间。

移植协调员的工作很有压力,他们每天奔走于各医院,关注各个科室,特别是重症监护室、脑外科、急诊科等科室中的重危病人,如果有合适的供体,就要迅速赶过去,做家属的工作。

“国人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传统观念的影响较深,解剖亲人尸体或捐献亲人器官,很多人在心理上无法接受。”朝阳医院捐献办公室的兼职协调员、肝胆外科主治医生张志华向记者坦言,在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来自家属不理解。“我曾遇到过比较极端的个案,逝者家属当时不依不饶,声称‘既然你们医生能搞器官移植,那么帮我们换个头’。”

为了与家属更好地沟通,一些移植协调员曾专门出国学习交流技巧,但这些技巧很难改变人们的固有观念。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较高、年龄较小、城市的居民,要比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大、农村的居民更能接受器官捐献。

为移风易俗、推动器官捐献事业发展,国外特别注重立法。早在1979年,西班牙就通过了《器官捐献法》,明确规定:在西班牙,所有公民都被视为器官捐献者,除非其本人“生前表达过反对的意见”。该政策使西班牙器官捐献率大大提升,该法律后来被推广至瑞士、法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国。

纳入医保,还需解决两大短板

2007年5月1日,我国正式开始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使器官移植事业纳入法治轨道。随着我国器官捐献移植工作快速发展,《条例》面临诸多挑战,专家们呼吁,应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对《条例》予以修订。

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美国有3亿人,可以做器官移植的医院有近300家,我们有13亿人,才有169家医院。”

黄洁夫不止一次提案呼吁器官移植纳入医保:“如果器官移植都能纳入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那么每年需要器官移植的有30万人。”我国已有8万多公民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但差距显而易见:美国登记者高达1.2亿人。登记人数少,是目前器官移植难纳入医保的原因之一。

我国器官移植数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器官捐献数量快速增加,但相关领域人才的教育培养落后于实际需求,成为另一短板。据了解,为了培养一支专业性较强的器官移植队伍,中国部分高校计划从今年起设立有关器官捐献的研究生课程,以加快急需的专业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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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楼
* 匿名 发表于 2017/12/16 0:36:28
不好意思,我不是想捐赠,
第 1 楼
* 匿名 发表于 2017/12/16 0:34:47
您好,我想把我自己的可用器官完全卖掉,您看能给多少钱,有意回Q1767449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