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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做通家属思想平均需4至6小时

[日期:2015-08-01] 来源:京华时报  作者:京华时报记者 迟名 [字体: ]

  器官捐献能否成功,受很多因素影响

  曾志贵是吴平的同事,在其后成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并非人人适宜捐献,”曾志贵说,早期国内曾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死囚本身是健康人,器官功能良好。“患者在患病及治疗过程中,器官功能会受到损伤,甚至无法使用。”

  此外,捐献者年龄也会对捐献产生影响。“儿童最好大于3个月重5公斤以上;成人最好小于55岁。”但在实际情况中,因器官供求比例悬殊,有些捐献者甚至是80多岁的老人。

  “对患者是否符合捐献条件的预判,主治医生最为了解。”在与众多医生的交往中,他们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医护人员对捐献也不了解。”他进行过多次演讲,主题围绕捐献的意义、程序、注意事项,参加者都是医护人员。“每每有人感叹,‘原来捐献是这么回事儿’。”这使他们有些无奈,“医护人员尚且如此,何况捐献者家属?”

  一次,有医生打电话称,院内一名病危患者愿意捐献。吴平说他“几乎是挂断电话一刻不停地赶过去。”到达医院却发现,患者已经过世,身子也已发凉,“眼角膜摘取可在6小时内进行,大器官则不行。”后来吴平了解到,医生在打电话时,患者呼吸、心跳已经停止。最终,捐献手术未能成行。

  另一方面,“医患关系”也成为捐献能否成功的因素之一。“有医生担心对方不理解,从而引发医院与家属之间的矛盾,没有及时通知潜在捐献者信息。”致使发现渠道不顺畅,降低了捐献概率。

  家属担心尸骨不全违背传统

  除去病情进展、器官功能等变量,家属态度对于捐献能否成功至关重要。

  吴平借助各平台主动寻找信息,“潜在捐献者多来自ICU、脑外科、急诊,”一点可能都要尝试,却屡屡失败。“言辞激烈、挂断电话……”吴平坦言被拒绝的理由多种多样,纵使成功捐献,也有家属反复强调不要对外透露,“说怕回老家被村里人戳脊梁骨。”他们认识到捐献是在帮助人,却惧怕来自社会的压力。“有一名女孩很优秀,是中学英文教师。她过世后,父母同意捐献,怕老人受不了,因而选择隐瞒。”

  随着协调捐献的案例接触增多,吴平逐渐转换方式,先由主治医生与患者家属沟通,至少对方不会反感再通知他。“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许多人担心尸骨不全。”常见60岁以上的老人,对他们的工作很难做通。吴平说,他接触过一例患者,父母早已过世,爱人、子女同意捐献,原以为再无变动。三个姐姐当晚来到医院,不同意捐献,“她们虽无签字权,但态度坚决,爱人、子女只好作罢。”

  “也有人怕签字同意后,医院会停止治疗。”曾志贵说,唯有捐献者脑死亡、心死亡,进入一种不可逆的死亡过程时,人体器官捐献程序才会正式启动。

  在接触过上百例潜在捐献者后,他们发现“做通家属工作,平均要4到6小时,最快也要3小时。”特别对一些突发事件的潜在捐献者,家属因缺少心理准备,被巨大的悲伤环绕,“若此前没听过捐献,此时根本没心情理解。”

  制度缺失致捐献存现实矛盾

  据一位不愿具名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介绍,国内每年约有30万名患者等待器官移植,实施的器官移植手术只有约1万台。为扭转这种局面,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逐步展开。今年1月1日起,已全面停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表示,目前,国内共有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1151人,已成功捐献4000多例,救治器官衰竭患者10000多人。

  该协调员称,无论是来自医护人员的“压力”,或是来自捐献者家属的“阻力”,都反映出国内对器官捐献的认识亟须提高。吴平对此深有同感,“从接触家属算起,几乎每10例才能成功1例,多是因人为因素被耽搁。”担任协调员至今,他接触的成功捐献手术仅为14例。

  “很多时候,突发事件捐献者较长期患病捐献者器官功能更好,却因牵涉到责任认定或法律纠纷很难成行。例如双方交通事故,今年我接触的就有4例。在这4例中,患病器官功能良好,家属同意捐献,但因交通事故的认定处理程序和器官捐献的实现性有矛盾,未能成捐。”吴平说,美国采取“领取驾驶执照时登记捐献意愿”的制度。登记为“同意”的捐献志愿者突然死亡后,医院只需通知家属,即可启动人体器官捐献程序,减省了许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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