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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生命的另一种选择”--走近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郑方

[日期:2013-02-27] 来源:国际在线  作者:记者 潘莹 段秀杰 宋承杰 [字体: ]

  郑方是浙江省金华市一名普通的财务人员,红十字会志愿者,一位母亲。同时,她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浙江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都对器官捐献无法接受。但在郑方看来,当生命不可逆转的时候,还有一种延续生命的方式可以选择,而她的职责就是让更多的人接受这一理念。

  小棒棒是一个可爱的两岁半男孩,但一次意外坠楼却让他不幸离开人世。他的父母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器官捐献。作为负责这次捐献的协调人员,郑方见证了捐献的整个过程,她最终和棒棒的父母一起把孩子的骨灰撒入婺江,孩子重回母亲河的怀抱。

  “我们当地的风俗,小孩的骨灰就扔掉,但年轻的爸爸妈妈不能接受这种状态,经过我们协调他们同意捐献。孩子的肾,一个给19岁的人,一个给30多岁的人,肝脏给1岁多的孩子,术后恢复的也很好。这么小的孩子,能完成这么有意义的事情,他们觉得孩子到这个世界上没有白走一趟。”

  小棒棒是浙江第四十九个器官捐献者,也是最小的捐献者。同时,他也是郑方独立完成的第五个器官捐献案例。

  在中国,在“保全遗体”的传统观念下,像棒棒的父母一样,有勇气捐献逝者器官的人非常有限。据统计,中国每年有150万患者需要通过器官移植来拯救生命,但每年可供移植的器官数量还不足一万。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中国从2010年开始先后在16个省市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鼓励公民在自愿无偿的原则下捐赠遗体器官。试点的内容之一,就是组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在中国,目前共有在卫生部和红十字总会注册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九十多个,在浙江只有五人,郑方是唯一的兼职人员。这也意味着,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义务的,没有任何报酬。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被有些人称为“劝捐员”。他们的工作包括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登记协调、人道救助和缅怀等方方面面。郑方说,面对那些伤心欲绝的家属,这是最难的一步:“你很难开口和家属说器官捐献的事情,他不能接受(捐献者)会去世的现实。提出来特别特别难,如果提的不是时候就会让人反感。”

  按照中国器官捐献的相关规定,捐献者的所有直系亲属,只要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都要签字,否则无法实现捐献。为了取得家属的书面许可,协调员经常需要连夜赶到捐献者的家里。而迎接他们的经常是冷落和白眼,甚至情绪激动的家属还有可能恶语伤人甚至动手打人。

  郑方说,她理解患者家属的感受,但最让她难过的,还是那些由于某种原因无法捐赠的案例。她说,医院有时发现生命无法挽回的患者,会和家属做一些简单沟通,如果家属没有强烈反对,医院会通知协调员。经过协调员和家属接触,最终实现捐献的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有一位台州的老师,在看望学生的路上出了车祸。我去ICU(重症监护室)看望这个老师,说能不能有另外的方式让她走的更有意义。他(患者的丈夫)说考虑一下。但最终由于病人的妹妹不能接受现实(放弃了)。我和她妹妹也沟通过,她很有礼貌,但不愿意接受这个做法,一直抱着希望,实是脑功能衰竭(没有希望了)。”

  郑方说,很多人都对捐献器官的善举心存敬意,但真的面临捐献时,大多数人还是会因为入土为安的观念而打退堂鼓。不过,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和支持他们的工作,郑方已经独立完成的六例器官捐献案例,然而最让她感动的一个案例,捐献人是她自己的妈妈:“我妈妈生病两年了,去年元旦和我说,感觉自己过不去了,她说,器官可能是不能捐了,角膜可以捐就捐掉,告别仪式也就不用搞了。我妈妈去世后,我就跟医院联系,我妈妈的眼角膜捐献手术我当助手,一起完成的。”

  最终,郑妈妈的眼角膜移植给了一名21岁的宁波女孩,她右眼失明一年多,医生说,如果没有郑妈妈的眼角膜,这个花季女孩将永远失去光明。不久前,郑方作为唯一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代表走上领奖台,接过了“全国十大杰出红十字志愿者”的奖杯。面对荣誉和掌声,郑方说,她只是做了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我觉得每一个器官捐献者都是一个天使,而我愿意做他们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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