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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与希望间传递爱的接力棒

[日期:2009-12-02] 来源:深圳特区报  作者:翁惠娟,许业周 摄 [字体: ]

 
  高敏在奔波途中。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许业周 摄

  走在街上,高敏不会引起人们的太多关注。

  白T恤、牛仔裤、大背包、运动鞋,在高楼大厦间穿行的她皮肤有些黑,看起来像是喜好游山玩水的背包一族。

  可是,高敏并非在山水间游走,而是在生命与希望之间穿梭,传递着爱的“接力棒”。别在T恤上的一枚红十字会徽章,昭示着她的特殊身份——

  作为深圳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当逝者、患者及家属有捐献其器官的意愿时,她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赶赴现场,按严格程序确认这个美好意愿,跟所在医院ICU的医生协调,了解捐献者的身体状况,帮助联系负责器官捐献与分流的专家团队,等待他们寻找受益者,再安排专家团队在捐献者去世之后摘取器官。

  这一串流程,听起来很流畅,可是,面对生命垂危的患者、面对悲痛欲绝的家属,每个环节都是如履薄冰,需要她付出极大的爱心、耐心。两年来,在她的协调下,已有110名逝者实现了器官捐献,她24小时开机的电话,成了延续希望和爱的热线。

  几天前,当高敏坐在记者面前,讲述起几年来的种种经历时,几度哽咽——“我特别感谢这些捐献者和他们的家属,他们特别高尚无私,他们说的每句话可能都波澜不惊,但他们的行为和善良却让人震撼。”

  湖北女孩车祸后去世,通过深圳红十字会成功实现多器官捐献,创造了我国器官移植史上个体捐献器官数量最多的记录

  在高敏的记忆中,在2005年因车祸去世的18岁女孩金省的那一次捐献,一直让她无法忘怀。

  2005年9月的一个上午,在深圳红十字会值班的高敏接到了一个从湖北打来的电话。打电话的人叫王蕾,她的女儿在不久前出了车祸,医生说孩子已经没有救治希望了。悲伤的王蕾在几番考虑后,希望捐献孩子的器官救助别人,获得另一种生命的延续。可是,在她拨打了几个地方的红十字会后,或者没人接,或者称没有该项服务而一一回绝了。情急之下,王蕾想到了深圳。几年前,她在深圳打过工,知道深圳有不少器官捐献的事例,就把电话打了过来。

  王蕾告诉高敏,孩子读高三了,特别漂亮聪明,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孩子出车祸快走了,身体器官却都很好,不知深圳能否接受器官捐献。

  “大姐别哭”,高敏很感动,她一边安慰王蕾,一边答应马上帮她联系。

  王蕾边说边抽泣,“我打了那么多电话,只有你让我感到心里暖暖的。”

  放下电话,高敏紧急联系深圳眼科医院的姚晓明博士,考虑到深圳当时只能做角膜移植,所有的医院尚不具备做器官移植的资质,姚晓明又火速联系了武汉的陈忠华教授,陈教授那边有个器官移植研究所,技术人员设备都比较先进。

  之后,高敏又迅速和王蕾进行沟通,把《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等有关法规详细讲给她听,王蕾很坚定,“如果孩子的器官捐献出来后,能多救几个人的话,我就感觉我的孩子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心里会有很大安慰。”

  在高敏、姚晓明的联系沟通下,陈教授带着专家团队赶到湖北天门,和金省父母沟通后,在金省心脏停跳后,进行了器官摘除手术。

  金省捐出了一个肝脏、两个肾脏和两片角膜,成功让6人受惠,创造了我国器官移植史上个体捐献器官数量最多的记录,也创下了受体移植成功数的最高记录。其中,她的角膜捐献给深圳,让三个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这一事件,烙印在高敏心中,“王蕾在失去女儿的极度悲痛中,首先想到的是捐献孩子的器官去救助他人,把我深深打动了。”

  布依族青年杨杰在深圳去世后捐献多个器官,成为全国首个捐献器官的少数民族居民和首个捐献皮肤组织的人

  2008年,有一个家庭深深感动了深圳人。

  当年10月,在深圳打工的贵州布依族青年杨杰在一场车祸中不幸脑死亡,飞来横祸让杨杰的家人陷入了极度悲痛。经过痛苦思考,全家决定将杨杰的有用的器官捐献出来,让他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

  10月9日上午,杨杰哥哥杨帅给红十字会打来电话,接电话的正是高敏。

  接到电话后,高敏带上各种资料,当天中午就赶到公明人民医院。看到悲伤的家属,高敏极力给予安慰。当时天气很热,杨杰妻子王立妹一次次地哭倒在高敏怀里。在宽慰他们的同时,高敏了解到,杨杰在深圳打工5、6年,公司和同事对他都很好,受伤之后,公司领导和同事自发为他捐款2万多。杨帅边流泪边喃喃地告诉高敏,深圳对杨杰这么好,这么关心外来工,深圳还有个丛飞,千里迢迢到贵州去给孩子送书捐款,杨杰非常热爱深圳,他不能留在这个世界上了,但可以把器官捐献出来,作为他对深圳的一份报答。

  高敏再次被打动了,在和杨杰亲属交流沟通,讲清捐献程序后,请他们填写志愿书。高敏记得,王立妹不识字,她的名字是杨帅写了之后,她再在名字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按指纹的。接着,高敏又细致履行职责,把杨杰的身高、体重、血型等身体状况告诉负责器官捐献和分流的专家团队,请他们寻找受益者。

  10月10日下午,在杨杰去世之后,来自上海、北京、广州的7名专家对杨杰进行器官摘取手术。在手术过程中,高敏一直将王立妹搂在怀中,亲切安慰着她,“阿妹,坚强一点。社会谢谢你们。”

  时至今日,高敏还清楚地记得杨杰捐献器官的具体情况——角膜捐给深圳的患者,肾脏捐给广州患者,肝脏捐给天津患者,皮肤组织捐给武汉患者,心脏则捐给上海患者,“10日下午,杨杰捐献的心脏就在上海一名患者体内复跳了。当我把这消息告诉杨杰家属时,他们都激动地哭了,我也忍不住哭了。”

  杨杰捐出的器官,让全国5名患者生命得以延续,让两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杨杰成为全国首个捐献器官的少数民族居民和首个捐献皮肤组织的人。

  多少个不眠之夜,她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多少个悲伤的人,得到她真情的慰藉……

  器官捐献,是在和时间赛跑。

  在捐献者去世之后的六小时内,是摘取器官的最佳时间。在高敏沉重的背包里,装满各种表格、资料、法规条例等,甚至换洗衣服,准备着随时奔赴捐献者的身边,争分夺秒。

  在今年的一次协调器官捐献中,高敏曾三天三夜只吃了一顿饭。

  今年2月11日,高敏接到一个从中山打来的电话。打电话的人叫郭小兵,他告诉高敏,他的哥哥郭光明发生车祸,已经抢救不过来了,他们想捐献哥哥的器官,在网上查到高敏的电话,想请她到中山帮忙协调。

  高敏火速转了几次车赶到中山小榄,在和郭光明的亲属沟通中,她被他们的善良所感染,尤其是郭光明的母亲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话,“如果你们不能把他带回来的话,就让他做能做的事吧”。

  这是中山第一例器官捐献,操作起来千头万绪。连续三天,高敏帮着办理种种事宜,只喝了一次水,吃了一顿饭,一直把所有事办妥当才放下心来。

  今年六月,高敏和郭光明妈妈通电话时,老太太流着泪,“光明是我最乖最能干的一个儿子,他做了他能做的事,我不后悔。”

  高敏情难自禁,“这些家属对我太好了,总能把心里话告诉我,这份信任对我来说是最宝贵的。无论再苦再累,我都愿意承受。”

  因了这份信任,高敏一直忙碌着——

  大年初一的晚上,她和家属守候在捐助者的身边,等待着专家过来摘除器官。

  夜半三更之时,接到捐助者或家属的电话,她会打起精神热情解答。

  寒风冷雨之中,她帮忙料理捐助者的后事,陪着家属一起流泪一边给予安慰。

  多少个不眠之夜,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多少个悲伤的人,得到她真情的慰籍。

  一个父亲发来短信——“我们这里条件差,医生也说孩子随时可能走,呼吸机也没有,今天我打了好多电话联系器官捐献,只有您热情”。

  一位捐献者的儿子发来短信——“其实,正是您及同事们辛勤的工作,不辞劳苦,搭起了通往光明的桥梁,才会有更多有需要的人重见光明,你们是真正带给人间光明的天使。我们作为捐献者的家属,只是做了一些应有之举,微不足道,无须挂齿。”

  高敏,珍藏着多条信息,点点温暖和感动,将伴随着她继续坚强地走下去。


  评审团意见

  捐出器官,留下绵绵不绝的爱

  “捐献器官”不仅体现对社会、对人的关爱,更是冲破中国传统习俗的壮举,在深圳这个敢为天下先的城市,人们率先接受了这一崇高的理念,并且从法律上得到保障和规范,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列,这是深圳人引以自豪的精神,也体现了深圳人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

  本报记者 翁惠娟

  年轻的深圳,在我国的器官捐献史上,书写的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1999年,深圳大学女教师向春梅率先成为深圳第一个捐献眼角膜的志愿者,向春梅高尚的举动带给深圳人强烈的心灵冲击,当深圳红十字会联合市卫生局在不久之后发出《留下光明在人间——关于捐献角膜的倡议》后,短短半个月内,前往红十字会填写志愿表的市民就达1000多人。

  此后,深圳市红十字会正式开展遗体、器官捐献的登记、组织发动工作,全力推动深圳的器官捐献事业。2003年8月22日,《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经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并于2003年10月1日起施行。这部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填补了我国器官捐献立法的空白,让器官捐献步入法制轨道,成了我国器官捐献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多年来,一个个器官捐献的事例,在不断地感动着人们。

  这是一个感人肺腑的嘱托。深圳盐田区居民马辅民在患癌症去世之前,让妻子记下了自己深情的嘱托:“医院虽尽全力治疗仍无法挽救我的生命,我决定去世后无偿捐献眼角膜给盲人治病。同时,把遗体捐作医学研究”。他,成了深圳同时捐献眼角膜和遗体的第一人。

  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决定。2007年10月,4岁的深圳小女孩王霏因车祸受伤不治之后,悲伤的父母在多番考虑后做出了一个感人的决定,把孩子全身多个器官捐献出来,小霏因此成为了全国年龄最小的多器官捐献者。

  这是一个感天动地的瞬间。在深圳眼科医院医生姚晓明的奔走号召之下,深圳在全国第一个为人体器官移植立法,角膜捐献数量居全国首位。2005年9月,当姚晓明的母亲去世后,他的同事摘取了姚妈妈的眼球,深圳眼库有了第70位捐献者,之后,姚晓明通过自己的手,让6位患者用自己母亲丁剑芬捐献的角膜重见了光明。

  深圳人不会忘记的是,感动中国的“爱心大使”丛飞多年来不惜倾家荡产资助贫困儿童,他还在生前就立下遗嘱捐献眼角膜。2006年4月20日20时40分,丛飞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后,他的眼角膜捐献出来,并在不久之后移植给多位眼疾患者。丛飞,以他最后的爱心之举,将光明永远馈赠社会、长留人间。

  为更专业化地推动器官捐献工作的发展,深圳市红十字会还与中华医学器官移植分会联合成立了全国首家专业化器官捐献办公室,负责深圳市及周边地区器官捐献的宣传、协调和管理工作,市红十字会还以“社工+志工”的模式,号召更多人参与器官捐献事业。此外,我市还投入130多万建立了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网络信息平台,建立器官捐献信息库,并与各大医院联网,接受社会监督。

  如今,在身后捐献出自己的器官,把爱延续下去,成为越来越多深圳市民的心愿。在深圳出台的法规引导下,在先行者的倡导下,依托深圳搭建的专业平台,深圳器官捐献事业已跃居全国领先地位——

  截至今年11月,市红十字会已接受了20例遗体捐献,324例眼角膜捐献和41例多器官捐献。此外,全市已有6000多人志愿登记捐献造血干细胞、器官。

  捐出器官,留下的是绵绵不绝的爱……

  深圳人的大爱和无私,将永远镌刻在我国器官捐献公益事业的史册上。

  记者手记

  她像骆驼更像“天使”

  认识高敏好几年了,以前,在我们的报道中,她一般是以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身份出现。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从1997年开始献血,12年来在深圳捐献了10多次全血,机采成分血120次,在外地献血多次,拿了五次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被誉为我市的“献血女状元”,还是深圳的文明市民和杰出青年。

  在记者的印象中,她总是那么乐观开朗。不久前,在华强北捐血点见到她时,她在献血人群中忙碌着,一会儿像大姐一样哄着没吃早饭的人吃饭后再来献血,一会她又笑着介绍两个来自同一个省的献血者认识,一会又亲切安慰着未能成功献血的人……看她乐在其中,记者可以感受到她“如鱼得水”般的快乐。

  这次约她采访,是因为“深圳人引以为豪的公共文明行为”系列报道到了“捐出器官留下爱”这一篇,听说她目前的主要精力都在协调器官捐献上,特地约她聊一聊,没想到这一聊,就是四个小时。

  在四个小时里,许多的感人故事被她讲述出来,她记得那么多的捐献者的名字,记得捐献的时间,捐献的器官,甚至捐往的地方。

  在四个小时里,许多酸甜苦辣的滋味被她“释放”出来,在协调器官捐献的路上,一路走来,她也曾被误解,被质疑,被阻拦,可是,她没从想过放弃。

  衣着朴素,步履匆匆,高敏清秀的面庞在风吹日晒下变得黝黑。可是,她的双眸总是那么清亮,当讲起那些打动她的人与事时,瞬间流转的光华和闪闪泪光,让人眩目。

  见多了生死离别的她,始终保持着一颗柔软的心,正因为如此,她可以那么快地打开人们的心扉,可以那么快赢得人们的信任。

  高敏说,有位30多岁的客家女子为了实现捐献遗体的心愿,在临终前顽强地等待着高敏,在看到她后才长叹一口气,永远合上美丽的眼睛。

  高敏说,有个捐献者的父亲这样描述,他的儿子像天使一样美好,儿子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器官捐献可以让儿子的美好得以延续。

  在高敏看来,许多捐献者和家属,都有着纯洁善良真诚的心,他们也像天使一样。所以,即使自己再苦再累,也让手机24小时开着,也愿意不舍昼夜为实现更多人美好而崇高的心愿奔波。

  在采访中,记者为她泡的茶,她一口都没喝,“我习惯了长时间不喝水,因为忙起来根本没时间喝水,所以,大家都笑我像骆驼一样。”

  是像骆驼一样么?在我们的心目中,其实,你更像个天使,用真心诚意,传递着爱与希望,表达着对生命的最大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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